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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真的雍正与曾静案

2012-08-27点击:
[导读]雍正年间。湖南出了个反清案件—曾静案,曾静是主要针对雍正个人的行为而谋反,雍正为洗刷自己将最隐秘的宫廷斗争抖落出来,昭示天下,结果自然是越抹越黑,他的儿子乾隆上台后马上下令将曾静、张熙等人处死,收回所有散在地方的《大义觉迷录》加以销毁。

雍正年间,湖南有个屡试不第的儒生曾静,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,锐意反清。雍正六年(1728年)的一天,不知曾静从哪里听说现任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,于是让弟子张熙前去投书,劝说岳反清。结果不问可知,即使岳钟琪跟曾静一样有华夷情结,也断然不会为了一个岳武穆的遥远虚名而甘冒身家性命之险。于是,这个送上门去的“反清集团”被连窝端掉,岳钟琪以诱捕曾静洗清了自己。

无论在哪个朝代,出几个谋反案件都不稀奇,更何况以异族入主中原百十年的满清,乡下的迂儒更是坚持“民族大义”和华夷之辨,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不过这次情况大有不同,在查抄出来的“证据”中,居然有大量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,说他如何谋父、逼母、弑兄、屠弟,以及贪财、好杀、淫色,等等,几乎跟当年的隋炀帝杨广差不多。

这样一来,曾静案就不再是一般反对异族统治的逆案了,而是主要针对雍正个人的谋反行为,这样的逆案无疑更容易引起龙颜大怒。曾静等人被押解到京后,由雍正在幕后亲自操纵案件的审理,按照传统时代的常理,对于这样一个策动大臣谋反,并对现任皇帝进行恶毒攻击的罪人,凌迟处死并夷之九族本是应有之意,只有这样,才可稍解皇帝和拍马屁的臣子们之气于万一。可是,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,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

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,并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(上谕),起名为《大义觉迷录》。这个审讯记录过于整齐,明显透着点“做”的意思。尽管雍正对曾静等人的“谣言”十分恼怒,认为自己连做梦都想不到,属于犬吠狼嚎,本不足以理会,但在上谕中还是花了很大的篇幅,论证自己对父母如何地好,如何地孝顺,对兄弟如何地仁至义尽,总之是将曾静等人私下散布的所有对他不利的言语,一一详加驳斥。

而且“审讯记录”更是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,先由审官按雍正的旨意质问,再由曾静作答,让曾静在稍做一点解释之后,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,从而反证他散布的有关雍正争位的种种言语是如何地荒诞不经。《大义觉迷录》印行之后,发往各个府州县,每个学宫都备一册,成为学子们的必读书。

与此同时,雍正还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,将曾静、张熙释放,派他们到观风俗使衙门效力,曾静倒也是个可人,不仅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“圣德”,而且还写了一篇《归仁说》,表达自己诚心忏悔之意。

雍正不是不恨曾静这些人,更不是心存仁慈,企图感化顽愚。他这么做的意图很明显的,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那么多攻击他私德的谣言,他感到委屈,需要有个辩白的机会,否则心中的恶气无论如何也出不来,所以就颇费心思地设计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。《大义觉迷录》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辩驳,一种最后将对方彻底而且无条件驳倒的辩驳。让曾静等人自己下去痛骂自己,现身说法,对皇帝的清誉而言,显然比杀了他们要有利得多。

然而,自以为聪明而且急于刷洗自己的雍正,却忽视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,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,或者说是黑箱政治,上层的事情,既无必要,也无可能昭示于公众。尽管小道消息可以传得满天飞,但一般不允许有关部门出来解释澄清;时间长了,自然大家对所有的事都糊里糊涂,将信将疑。这种状况,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操控。

雍正为了把自己刷洗干净,将最隐秘的宫廷斗争抖落出来,昭示天下,甚至不知道分个保密等级,结果自然是越抹越黑,许多原来不知道这些谣言的地方,反而都知道了。那修整得过于整齐的“辩驳书”,实际上未必有雍正想像的那样具有说服力,副作用更大。因为雍正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政治黑幕化的传统,人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来分析判断事物,正事反看,反事正看,沿着字里行间,寻找微言大义,捕风捉影,发挥想像。事情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,在清朝诸帝中,关于雍正的传言和非议是最多的。

雍正的儿子乾隆是个聪明人,他上台之后,马上下令将曾静、张熙等人处死,收回所有散在地方的《大义觉迷录》,加以销毁,任何人不得收存,否则严加惩处。如此看来,雍正作为皇帝,倒是有几分天真之处,只是这种天真并不可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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