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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与曾国藩的格物致知传承

拙风文化网2011-12-27点击:
[导读]“格物致知”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论的重要概念。朱子的格物观认为是通过格物,把人心已知之理推广到未知领域,达到宇宙界与人生界豁然贯通的理想境界。晚清理学大师曾国藩,极力推崇朱子格物之说,并有其深刻洞见,把格物与教育目的论结合起来,强调身体力行、知行合一,达到通经致用目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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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格物致知”是中国知识论的重要概念,《礼记·大学》把它放在八目(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)之首。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”,就必须处理“格物—致知—诚意—正心—修身—齐家—治国—平天下”的关系,因为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;欲诚其意者,先致其知;致知在格物。”

格物之说,最先由伊川(程颐)提出:“格犹穷也,物犹理也。犹曰穷其理而已矣。穷其理,然后足以致之,不穷则不能致也。格物者适道之始,欲思格物,则固已近道矣。是何也?以收其心而不放也。”(《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》)“欲致知,须要格物。物不必谓事物然后谓之物也,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,但理会得多,相次自然豁然有觉处。”又曰:“穷理亦多端,或读书讲明义理,或论古今人物,别其是非,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,皆穷理也。或问:‘格物须物物格之,还是格一物而万物皆知?’曰:‘怎生便会该通?……须是今日格一件,明日格一件,积习既多,然后脱然有贯通处。’”(《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》)朱子于伊川格物观,备极推崇,其言曰:“程子之说,切于己而不遗于物,本于行事之实,而不废文字之功。极其大而不略其小,究其精而不忽其粗。学者循是而用力焉,则既不务博而陷于支离,亦不径约而流于狂妄。既不舍其积累之渐,而其所谓豁然贯通者,又非见闻思虑之不可及。是于说经之意,入德之方,其亦可谓反复详备,而无俟于发明矣。若其门人,虽曰祖其师说,然以愚考之,则恐其皆未足以及此。”(《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三》)“盖致知本是广大,须用说得表里内外周遍兼该方得。”晚清理学家曾国藩,信奉程朱,极力推崇朱熹,在“格物致知”观上与朱熹一脉相承,注重实际,讲求通经致用。

一、朱熹“格物致知”说

朱熹(1130~1200)字元晦,号晦庵,南宋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,后人尊称为“朱子”。在他“理一分殊”的哲学基础上,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是由理与气构成的,理是气的根据,“人物之生,禀理为性,禀气为形。”也就是说,普遍的、外在的天理赋与人为人性,赋与物为物性,构成人和物的本质。性理、物理、事理各各不同而其本体则一,所有客观的具体事物都是由一个客观和完整的“理”所显现,而且每一样事物都分有一个整体的“理”,所以他提倡“格物”就是向外物求“理”。他把“格物”理解为研究和调查外物,“致知”就是“穷理”,“穷理离不得格物,即物才能穷共理”。

朱子在《大学章句》中对“格物”的解释为:“格,至也,物,犹事也。穷至事物之理,欲其极处无不到也。”“格,犹至也,如‘舜格于文祖’之格,是至于文祖处。”格物的标准为“格物者,格,尽也。须是穷尽事物之理。若是穷得三、两分,便未是格物,须是穷尽得十分,方是格物。”对“致知”的解释,《大学章句》有云:“致,推极也。知,犹识也。推极吾之知识,欲其所知无不尽也。”也就是把“致”训为“推极”,把“致知”解释为推致吾之知识以至于极,即将自己的知识推至天下所有事物,研究其中之理,研究到极处,一旦豁然贯通,就能明白自心的全体大用,这就是他的即物穷理之说。

“格物致知,彼我相对而言耳。格物所以致知,于这一物上穷得一分之理,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;于物之理穷二分,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。于物之理穷得愈多,则我之知愈广。……盖致知便在格物中,非格之外别有致处也。”朱熹认为人心中已具有天然之理,主要是通过格而使其发扬光大,具有先验的理本论倾向。《朱子语类》云:“人心之灵,莫不有知。此好恶之良知也。”“人谁无知,为子知孝,为父知慈,只是知不尽。须是要知得透底。且如一穴之光也唤做光。然逐渐开划得大,则其光愈大。物皆有理,人亦知其理,如当慈孝之类。但若有知未透处,这里面便黑了。”又认为:“天下之物,莫不有理,唯于理有未穷,故其知有不尽。”也就是说人人都有知,物物皆有理,只是知的多少与理的深浅。“致知,乃本心之知,如一面镜子,本体通明,只被昏医了,而今遂被磨去,使四边皆照见,其明无所不到。”“大学者,大人之学也。明,明之也。明德者,人之所得乎天,而虚灵不昧,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。”

既然人的“明德”“得乎天”,本性中就有,“明德”“但为气禀所拘,人欲所蔽,则有时而昏;然其本体之明,则有未尝息者。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,以复其初也。”因此,要明明德,则必须格物。在这点上,朱子既有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,也不否认见闻之知,并十分重视实践对知识增长的作用。这与他的知行观是相一致的,他说:“然其格也,亦需有先后缓急之序。……今为学而不穷天理、灭人伦、讲圣言、求世故,乃兀然存心于草木器用之间,这是何学问?”这就是说,人们的客观行为取决于主观追求的“天理”和“人性”。明言之,就是将存在于人们自身之中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加以扩充和发扬,并推行于人们的客观实践。

总之,朱熹“格物致知”说主要包含以下内容:(一)即物。认识主体指向、接触认识客体;(二)穷理。人心自然之知,如知慈孝,如知不忍,非即是穷理后之知,必待穷理以后之知,乃始为透底彻骨之真知。主体认识了客体,获得关于客体的知识。(三)至极。主要指主体知识的扩充,是主体已有的知识通过格物而扩大推广。(四)贯通。由今日格一物、明日格一物的知识积累而达到知识的贯通,从而达到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圣人地位。

“专务于内,从心求理,则物不尽。必心物内外交融,达至于心即理之境界,始是豁然贯通之境界。”朱子之理,其实兼包有自然之理与人文之理。自然之理,指由宇宙界普及到人生界之理。人文之理,则须由人生界向上通透到宇宙界之理。朱子理想中之所谓豁然贯通,不仅是此心之所谓豁然贯通,乃是此心所穷之理,能到达于宇宙界与人生界之豁然贯通。正如钱穆所言“盖从外面言,万物皆属一理。从内面吾心所知之理言,亦将知其皆属一理,乃谓之贯通。故格物是零细做工夫,而致知则是得到了总体。”

二、曾国藩“格物诚意”说

曾国藩(1811年—1872年),原名子城,号涤生,晚清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,终身立志于修身与敬业,是理学的集大成者。早年求学于有“斯文正脉”之称的岳麓书院,理学大师朱熹和张栻都曾在此讲学,因而在学问上,他十分推崇朱熹并深受其影响。对于“格物致知”,他主要是把“格物致知”与“困心诚意”结合起来,“困知”也就是刻苦获得真知,使自己的知识、言行合乎标准。他用“格物诚意”思想指导教育,注重实际与目的,“盖人不读书则已,亦既自名曰读书人,则必从事于《大学》。《大学》之纲领有三:明德、亲民、止至善,皆我分内事也。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,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,则读书何用?虽使能文能诗,博雅自诩,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!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?”

曾国藩经历了一个寒窗苦读,闭门不问世事人情的求学阶段后,科举成名,跻身于仕途的最高阶梯。步入政治生涯,开始接触社会的实际问题后,逐渐认识到清代学风的虚华、士风的麻木,一般士子学习的治学目标并不明确,大多不能学以致用,因而他在家书中循循告诫诸子弟:“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,则《大学》之纲领,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,其条目有八。自我观之,其致功之处,则仅二者而已:曰格物,曰诚意。格物,致知之事也;诚意,力行之事也。物者何?即所谓本末之物也。身、心、意、知、家、国、天下,皆物也,天地万物,皆物也,日用常行之事,皆物也。格者,即物而穷其理也。如事亲定省,物也;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,即格物也。事兄随行,物也;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,即格物也。吾心,物也;究其存心之理,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,即格物也。吾身,物也;究其敬身之理,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,即格物也。每日所看之书,句句皆物也;切己体察,穷究其理即格物也。此致知之事也。所谓诚意者,即其所知而力行之,是不欺也,知一句便行一句:此力行之事也。此二者并进,下学在此,上达亦在此。”

以上谈到了省身与做学问很重要的两条:一是格物,二是诚意。物:“即所谓本末之物也”,身、心、意、知、家、国、天下都是物。格,“即物而穷其理”,就是事事都要究其所以然,都要切合实效,见其功效。格物——“致知之事也”,比如说,侍奉双亲,是物,为什么要侍奉双亲,就是格物;我心,是物,研究自己的心理状态,广博地考察那些道德涵养等心理状态,就是格物;我身,是物,研究养生之道,又广博地考察那些站立坐卧等养生之道,就是格物;每天所看的书,句句都是物,联系自身思考、认真研究其含义就是格物。他对“诚意”的解释为:诚意——“力行之事也”,也就是知道了以后努力实行,杜绝知而不行的虚伪欺诈。他认为,家国天下,则使人民各安其所,近悦远来,推而至于为农为圃,为工为商,各思慎其职而敬其事,这便是做学问,也是做学问的目的。

曾国藩将“格物”与“诚意”结合起来,把“格物”界定在对事物不仅知其然,而且知其所以然的意境。“诚意”则不仅仅是限定在意念上,特别推行到按格物所获知的道理去力行,达到“知”与“行”的统一,也就是“经世致用”的高度。

三、“知行观”比较

“知行观”即认识论,知是指认知,行是指实践,在中国哲学中,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表述为知与行的关系,格物致知也就是把认识到的知识运用推广贯通,从而达到知与行的统一。朱子集儒家思想之大成,其为学之道,诚如《宋史》本传所云:“大抵穷理以致其知,反躬以践其实,而以居敬为主。”所谓穷理,乃就知言;所谓居敬,乃就行言。朱子主张先知后行,见其所作之《大学补传》。其言曰: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,首欲致吾之知,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,莫不有知,而天下之物,莫不有理。惟于理有未穷,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《大学》始教,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,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,以求至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,而一旦豁然贯通焉,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,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,此谓物格,此谓知之至也。”

朱子于为学之道,主张先知后行,先穷理而后居敬,除见《大学补传》外,朱子于《语类》中曾有清楚表示:“万事皆在穷理后。经不正,理不明,看如何地持守,也只是空。”朱子穷理居敬之说,本于程伊川:“涵养须用敬,进学则在致知。”朱子云:“学者工夫,惟在居敬穷理二事,此二事互相发: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,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)因居敬穷理二事互相发,故朱子尝有“知行常相须”之语:“知行常相须,如目无足不行,足无目不见。”并谓往古“圣贤说知便说行。

《大学》说‘如切如磋’道学也,便说‘如琢如磨’自修也。《中庸》说学同思辨,便说笃行。颜子说‘博我以文’,谓致知格物;‘约我以礼’,谓克己复礼。”并谓“知之愈明,则行之愈笃;行之愈笃,则知之益明”,强调了知行的互相促进。因此,朱熹在认识论上发展了伊川的格物穷理思想,倾向于日积月累的学问研究。

曾国藩作为理学大师,就知行之方法而言,他知行并重,以格物诚意为主,实受朱子影响,“朱子为学,以格物穷理为先务,故其学多得之艰苦;曾国藩亦然”。他在复夏弢甫函云:“所论朱子之学,得之艰苦,则国藩生平之宗旨,治军之微向,有如桴鼓之相应。自以秉质愚柔,舍困勉二字,别无入处。而不意阁下尚论大贤,亦以艰苦二字发其微也。”其《日记》于此事亦尝言及:“夏弢甫言:‘朱子之学得之艰苦,所以为百世之师。’二语深有感于余心。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。”

曾国藩从知行的统一,知指导行,也就将“格物”与教育的目的结合起来,格物就是为了致知,并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,他提出:“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。若细读‘贤贤易色’一章,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。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,尽十分便是十分学。今人读书皆为科名,于孝弟伦纪之大,反似与书不相关。殊不知书上所载的,作文时代圣贤所说的,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。若果事事做得,即笔下说不出何妨!若事事不能做,并有亏于伦纪之大,即文章说得好,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。”他主要从“孝弟”伦理的角度进行阐释,认为“孝弟”才是为学之大。他在答《刘容书》中论为学之道即在格物诚意,“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析之,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。”

也就是说:“格物致知”的过程就是恢复人性的过程,从这个思想基础出发,曾国藩把教育看作是“隆礼”——“复性”的正确途径。他说:“常人者……气质拘之,习染蔽之,好不当则贼仁,恶不当则贼义,贼者日盛,本性日微,盖学问之事反此兴也。学者何?复性而已矣。”

在这点上,曾国藩与朱熹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他对程尚斋亦说,人生在世,凡办一件事情,必定会碰到许多艰难困苦,这就必须以诚意的态度去对待,以虑心的精神贯彻其中。因此“格物,致知之事也;诚意,力行之本也。”凡事只要身体力行,真正做到“诚”,就没有不可能成功的。因此,从总体上说,二位理学大师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,格其物而知,以止于至善,并注重知识的积累与贯通,推广知识指导人们的行为与实践。

编辑:LTX00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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