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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孔庄结成的人本哲学

文汇报2011-10-26点击:
[导读]老孔庄的思想、哲学不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,而且在具体论述的观点上也是高度一致的。

据全面或部分纠正了旧注误读的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论语》的本文来看,老孔庄的思想、哲学不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,而且在具体论述的观点上也是高度一致的。

之所以在今天看来,三人之间、尤其是孔子与老庄之间有很大的区别,甚至道家与儒家好像是观点对立的(至多是互补的),除了语词变化造成误读等原因外,很重要的一点,是历来注家与发挥老孔庄思想的学者,都没有充分注意到他们对机立言、方便说法的特点。历来学者往往只知道对机立言、方便说法是佛家的立论方式,这是东方哲学立论的普遍原则,和东方哲学对本质与现象、真理与言说关系的基本观点有关。

言说真理是为了能让受众接受后得益,所以怎么利于、便于受者接受,是第一位的问题,而言说内容的绝对真理性,常是不予强调的。这不是说言者对自己言说的真理性不重视,无原则,机会主义(当时也有人,如纵横家之流,与好像很有原则性的荀韩之流是机会主义者,但老孔庄绝对不是),而是认为绝对真理是不能用某种观点(言)来完全彻底地穷尽、表达的;这样,表达出来的观点一定是相对的、有针对性的同时也就是有界限的,受者应该由观点本身的说服力与可用性来选择接受与否,而不是凭言者宣称的真理性或借助某种权威力量。

唯有从老孔庄立言是方便说法着眼,才能看到他们在具体论述的观点上也是不相矛盾的,是高度一致的。分别来说,《老子》是专对王侯说的政治哲学书,尽管老子的民本立场是很明确的,但他同样明确受者是侯王,连宰臣都不在受者范围之内。有诸侯身兼王卿的,有大夫身兼采邑领主的,而《老子》中所言,只是针对受者诸侯、采邑领主的身份,《老子》中统称为“上”,指在一块领地内的最高领导,也是政权所有人。

有些话,如“无为”,“不仁”,“多闻数穷,不若守于中”,“不出于户,以知天下”,“不敢为天下先”,“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”,“虽有舟舆,无所乘之,虽有甲兵,无所陈之”等,不从专对为“上”者而言角度看,引申为普世原则,与《老子》本意就有很大距离,甚至南辕北辙。

所以,《老子》中最高标准或理想人格是“圣人”,“圣人”在《老子》时代专指有道之君,不像后来道德高尚者如孔子也被称为圣人,《庄子》乃有“内圣外王”之说。

虽然《庄子》中圣人不复专指有道之君,但从“内圣外王”的提法,还是可以看到“圣人”实际具有为王的资格,应该为王。但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是统治者的思想,专对侯王说的观点也就自然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。而推论出那些具体的王者政治理念的形而上的法则,如“自然”、“唯小”、“处下”、“守雌”、“不为大”、“和其光,同其尘”、“柔弱胜(任)刚强”等,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可以说,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与重大的变故,历史未曾发生断裂,文化一脉始终绵延不绝,《老子》思想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。

如果说,《老子》所言为主流文化,那么,孔子身体力行所倡导的则是精英文化。

《论语》一书,是专对要想成为宰臣、大夫、官吏的士人说的。因而,孔子提出的最高标准是“君子”,理想人格如“周公”。“君子”,在《老子》中仅指贵族身份,到《论语》中,常与“小人”对举,始指有德的、合格的贵族,而“小人”则指无德的、不合格的贵族,可见孔子对“君子”词义的改造。孔子将执政者的品德与他的资格挂起钩来,这与《老子》将君主的品德与他的为政质量挂起钩来思路是一样的。

如果说老子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价值观,那么,孔子则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人才价值观。办事的才干与道德品质比起来,是第二位的。这种人才观,一度是口诛笔伐的对象,尤其是在“文革”中;从种种重才不重德、有才便是德的选拔干部指导思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看,孔子提出的人才价值观越来越显示出其真理性。因为是执政者,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,所以对其得有高于一般民众的规范与要求,这就是“礼”。

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,这是对士大夫的特殊的要求。所以说“礼不下庶人”,这句话历来是孔子看不起劳动人民的一条罪状,其实,完全可以理解为对一般民众用不着以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去规范、束缚他们的行为举止,而对执政者的行为用“礼”来加以制约,目的正是为了“辅万物之自然”,让百姓依顺自己的天性去生存发展。

而荀韩之流搞的实际是“礼下庶人,刑上大夫”,有意将人弄得很虚伪,把人际关系搞得非常紧张,便于君王大权独揽,在观念上全面控制。可以说两千年皇权独尊的政治制度的弊端,正是从修正、异化孔子思想开始的。真要打倒什么店,本应该打倒荀家店、韩字号的。十年浩劫中,孔子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,而荀韩则被捧到了天上。

历史开了个大玩笑,于孔子无损,当代人民却深受其害,这反过来也能证明孔子倡导的精英文化的正确性与必要性。在孔子倡导的“礼”中,有很重要的一条,就是定君臣(父子)的名分,所谓“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”,这也是孔子在近代一直为世人所诟病的。

其实,除了这条是由当时君权与宰权分离,恪守君臣名分与行为准则,对政局稳定、百姓安居乐业有利而提出的具体背景条件不谈,即从作超时空抽象的高度而言,不把为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与牺牲,付出超常的精力与心血,当作谋求最高权力、最大利益的手段,这也是对社会整体有利因而是十分高尚的行为。

任何时候、任何社会、任何民族都不可或缺这样的精英文化。没有这样的精英文化,社会、民族就会解体。现今有一种“精英”文化,自命不凡,求所得斤斤计较、多多益善,讲奉献口是心非、甚至心口俱非,此类精英,乃是小人新贵,实在需要用孔子这面镜子来照一照。孔子“克己复礼”,以身作则,他完全靠自己的人格力量,使那些学生子弟一生追随他,在他死后继承、发扬他的学说与事业。这就是孔子的教化。他的教化,使一种高尚的品质代代相传,成为中华民族血液里的文化基因。

有将近百年的时间,我们将孔子倡导的礼教视为束缚人性的桎梏,虽然有历史复杂的原因,虽然一百年的打倒比起二千五百年的传承来还是很短暂、很表面的,但是,如不及时纠正,酿成倒洗澡水连带把婴儿倒掉的后果,使道德失范、价值观颠倒,让伪“精英”文化大行其道,使人们普遍对超功利的崇高行为发生怀疑,使贪官污吏方便地以“人性”来为自己的缺德丑行辩护,这样,对民族精神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。

相对老子、孔子,庄子倡导的是一种“逍遥游”的超越文化。因此,庄子理想中最高境界是至人、真人,其次神人,其次天人,都在圣人之上,何况君子。

庄子之言,是对每个自然人说的,在超越面前人人平等。庄子认为,摆脱了社会角色的名缰利绳,生命潜能就可以超升到非世俗、大自在的境界。超越文化,浪漫的诗性文化,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薄弱方面,所以,尽管《庄子》辞藻华美,激情洋溢,行文流畅,逻辑缜密,历来对他的曲解还是非常严重,甚至到了指鹿为马的地步。

庄子的超越是“大隐在市井”、“不离世间觉”,这也是老孔庄一致之处,也是鲜明的中国人生哲学的特色。老孔庄三人的学说合起来,构成至今为止世界上最全面最彻底的人本主义哲学,可以说把社会人与自然人都研究透了,深刻地揭示了人性本质。这不单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,也是对当今世界的济补良方。

编辑:LTX008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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